台湾少数民族抗日武装
20世纪30年代初反抗日寇的台湾少数民族同胞
台湾少数民族是中华民族的一部分，但自先秦时期至明朝中期，有关台湾少数民族同胞的记载可谓寥若晨星。即使到了明末和清代，在正史中出现的台湾少数民族形象也极少，而在两岸的庶民写作和知识分子写作的各类文本中，有着不少零散的有关台湾少数民族形象的描述。这些文本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中国古代和近代正史文献鲜有完整的台湾少数民族事迹记载的缺憾，除了具有珍贵的史学价值外，还具有一定的文学价值。面对台湾岛内岛外有关台湾少数民族来源、语言、习俗的“台湾原住民”“南岛语系群族”“出草部落”等说辞，研究这些有关台湾少数民族形象的历史文献，考究两岸之间、汉族与台湾少数民族之间在“互看”之下的台湾少数民族形象的异同，进而厘清两岸族群融合发展的历史路径，具有重要的应用价值、学术价值和创新意义。
台湾少数民族是一个总的族群概念，其内部有14个（目前台湾当局称有16个）民族部落，这些台湾少数民族自远古时代至近代的口传故事，描述了众多卓有风采的台湾少数民族人物形象。自明代以来，沈光文、郁永河等由大陆到台湾的文人所创作的台湾题材诗文也记述了一些台湾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生活场景和人物事迹，其中较为著名的是梁启超在游历台湾期间写作的“台湾竹枝词”中的台湾少数民族风情，而一些远在大陆的现当代作家，如老舍、臧克家、范泉等也有关于台湾少数民族形象的描绘，沈从文的《中国古代服饰史》中就有关于台湾少数民族服饰的文字和图画。
明清时期，由大陆宦幕台湾的文人群体记载的有关台湾少数民族形象，其中有基于听闻而来的想象，也有赴台亲历者的所见所感。沈有容《闽海赠言》，记载了明代大陆人和台湾少数民族的直接而频繁的接触；郑成功部属杨英的《从军实录》，记载了当时他亲见的台湾少数民族的形象；清代孙元衡在其赴台湾任职前所做的诗作中，书写了他对台湾少数民族形象的想象性描绘。这些诗文为后世的研究者留下了许多有关古代台湾少数民族形象的线索。
日本殖民统治时期，台湾岛内对台湾少数民族形象的关注与表达，主要集中于人类学研究的领域，研究者则大多是来台日本人，采取的多是出自猎奇心理的“他者”视角和居高临下的俯视与审视眼光。此外，该时期也有少数台湾籍知识分子在台湾岛外从事台湾少数民族的研究，如厦门大学教授林惠祥等。林惠祥主要以人类学家的身份从事包括台湾少数民族在内的考古人类学研究，他也是一位作家和文艺理论家，他以明白晓畅的文笔书写考古人类学和文化人类学著作。他笔下的台湾少数民族同胞形象，脸型较短，与闽粤人相似，文化习俗一部分来自大陆的古越人部落，还有一部分来自南洋群岛的马来人。他还指出，《尚书·禹贡》中所说的“岛夷”指的便是台湾岛上的高山族。当然，随着最近几年考古技术的提升，考古学家已确认南洋群岛语系群族实际上起源于福建的平潭岛，台湾的古人类也是从中国大陆经由当时尚为陆地、后为上升的海平面淹没的台湾海峡进入台湾岛的，但以20世纪30年代至50年代的科学技术水平，林惠祥能够得出如此精准的研究结论，已属难能可贵。20世纪中叶，以陆森宝、高一生、陈实等为代表的台湾少数民族知识精英，创作了一些用日文书写的歌谣，其中有对台湾少数民族部落美丽的山地风情和俊美的台湾少数民族青年形象的讴歌，也有对强征台湾少数民族青年到战争前线的日本军国主义的控诉。
1945年台湾光复及1949年国民党政府退守台湾后，台湾少数民族书写一度进入萧条期。20世纪80年代，第一批接受了完备教育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出生的台湾少数民族知识分子，开始了为台湾少数民族群体发声的过程，其发声的主要方式便是文艺创作，特别是文学创作。其后，台湾少数民族丰富的口传故事、创世神话等受到以林道生为代表的台湾学者的关注。台湾少数民族的口传故事渐渐被汉族知识分子挖掘整理并予以发表。20世纪80年代“原住民权利运动”开始后，台湾少数民族知识分子利用文学这一工具，为自己和族群发声。无论是台湾少数民族同胞的口传故事，或是台湾少数民族知识分子的书面创作，其中都有关于台湾少数民族形象的展露和描述，具有一定的历史文献价值。以上这些台湾少数民族主体的自我发声，反映了台湾少数民族自我形象的投射。由此，有关台湾少数民族的文艺著作便成为台湾少数民族形象历史文献的重要组成部分。
不同的观察者、记述者在形塑自己笔下的台湾少数民族形象的时候，往往有意或无意地流露出自己的情绪表达与好恶态度，此即“观感”，是不同的观察者对台湾少数民族这一观察对象所产生的不同情感和态度，并由此种情感和态度进而产生与呈现出的不同的心理印象和形象表述。观感的不同，可以表现出不同观察者及其各自与台湾少数民族主体的观察视角、政治态度、经济利益、文化习俗等方面的差异、冲突与互动。这些观感有的是从听闻与想象出发，这种出自道听途说与自我想象的台湾少数民族形象，很多是“野蛮”“可怕”“荒蛮”“落后”等模式化的刻板印象；有的是赴台亲历者的所见所感与记忆，其中对于台湾少数民族形象的描述，可以说接近于毁誉参半的记述，虽然其中仍然夹杂着观察者、记述者自身的立场，但是这种多元化记载，如果加以综合比对，相互参照阅读，则可以基本得到接近事实的台湾少数民族形象结论。
如果从文本分析的角度考察两岸历史文献中台湾少数民族形象的历时性描述，台湾少数民族形象是不断丰满、立体、多元的，暗示人们对少数民族的认识从粗浅走向深刻。三国、明清等历史文献一般从社会、民俗等内容描述台湾少数民族，缺乏对其精神气质的深入探析。国民党政府迁台后，台湾岛内开始有“山地同胞”的称谓，因而，1949年-1987年，台湾少数民族居民在台湾岛内的普通称谓为“山地人”，而同时期的大陆则将台湾少数民族同胞称为“高山族同胞”。自1980年代末以来，“原住民”一词逐渐在台湾岛内出现，今日已成为台湾岛内对于台湾少数民族居民的普遍称谓。而在日据时期，日本殖民当局对于台湾少数民族一直使用“蕃”的称谓。由以上所述台湾少数民族在历史文献中称谓的演变和争议可以看出，从某种意义上说，台湾少数民族的命名也体现了台湾少数民族在族內族外的观察者、文献记述者和研究者心目中形象的异同。
对欧美日等外国人视角中的台湾少数民族形象进行解读，客观上为台湾少数民族形象的比较分析提供了参照系。19世纪后半叶的来台西方人以及来台日本人，往往以“他者”的眼光观察台湾少数民族，其偏狭的殖民者视角有失客观，误导了人们对台湾少数民族历史文化的正确认识。在有关台湾少数民族的诗文中，吴凤传说是一个有着多种流传版本的故事，值得格外注意。吴凤传说最早见于清代诗人刘家谋的《海音诗》，此后吴凤逐渐成为高山族聚居地区的民间信仰。台湾日据当局想利用这一传说来说明台湾高山族本来之野蛮和日据当局对于原住民改造之功，于是将此传说编入台湾日据时期的学校教材，并大肆渲染高山族“出草”（即砍人头）的恶习陋俗，由此丑化台湾少数民族形象。此一做法及其产生的恶劣影响至今仍为台湾高山族同胞所抵制和抨击，同时吴凤被台湾高山族“出草”的历史也为一些台湾高山族知识精英所否认。由此可以看出，同一个人物或族群，因不同的叙事会形成不同的形象、产生不同的社会效应，历史书写有时不免会受文学叙事的干扰，这是阅读和援用历史文献时需要警惕和认真考订、甄别的。
现当代针对台湾少数民族的研究在加强民族间情感、促进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等方面都起到了重要作用，研究者多从社会生活、习俗文化、文学艺术、精神信仰等角度全面考察台湾少数民族，其中也透露出一些台湾少数民族的形象特质，为推进台湾少数民族研究的科学客观性奠定了坚实基础。早期的历史文献记载了台湾少数民族的社会生活，因此，从文献阐释少数民族形象成为许多学者的共同选择。
两岸有关台湾少数民族的著作或多或少涉及人物形象，梳理挖掘两岸历史文献中对台湾少数民族形象的描写，在加强两岸同胞的中华民族共同体观念、推动两岸融合发展、促进祖国和平统一等方面都有着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
（作者李诠林，系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